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对公务员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保障机制，保证公务员有行使本岗位职权的权利和其他权利及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在对公务员的考核、晋升、奖励、工资福利保险待遇等环节，建立激励机制，以调动公务员的进取心、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由于其关注于制度的完善、功能的健全、程序的正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根据宪法的有和无为界限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把由宪法所支配的实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揭示了其间的因果关联性。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政治和宪法这两个概念的确定性问题。迈克尔·哈伯斯坦（michael halberstam）则基于政治与自由的价值上的联系阐述了政治必定关涉意义问题[6]，显然，这种道德式的结论是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与政治现象一样，任何法律现象都不是超社会、超阶级和超历史的。从主观和客观相制约的一种状态，两个结构范式所具有的动态和静态特征，描述了问题结论的可行性。从问题的性质和判断将两个结构范式区分为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揭示了问题研究的真实性与必要性。
正如那些具有古典式宪政意味的价值准则不能称为宪法[11]。因此，她提出所谓政治，或曰在城邦中生活，乃是意指一切皆通过言语和游说而不是武力和暴力来决定。此案使得福利领受人的权益被纳入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之内，对福利行政正当程序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种义务既可以是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也可以是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至于伟大社会运动后，针对各州政府行为的正当程序诉讼再次兴起，不是联邦政府权力衰减使然，而是联邦更多地授权各州具体实施由联邦建立的各种计划和项目，特别是各种福利计划和项目。通过最高法院在戈德伯格案、罗斯案(Board of Regents v. Roth)等案件判决中的阐释，福利被纳入了财产权的范围之内，因此在福利行政领域适用正当程序条款具备了前提。该法案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明确规定福利不是一项法律上可以主张的权利。
聚焦这两种模式时，它们的特点清晰呈现：第一，联邦主导抑或各州主导？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福利行政中所拥有的权限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联邦政府主导型，授权合同模式属州政府主导型。如在1988年卡德尔马斯诉迪金斯学校(Kadrmasv. Dickinson Pun. Schs)案中，法院认为穷人没有权利获得去公立学校的公车补贴。
如有美国学者统计，最高法院在1787年至1866年间只审判了一件正当程序案件，之后数目增加，但涉及对象有阶段性的巨大变化：在1886年到1933年间到达最高法院的正当程序诉讼请求，五个中有四个涉及州政府行为。第二，司法主角抑或立法主角？从主导福利行政程序的主体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司法主角型，授权合同模式属于立法主角型。最高法院在1787年至1866年间只审判了一件正当程序案件，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只有针对联邦的宪法第5条修正案，还没有针对各州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而联邦权力在那时相当有限，政府福利可谓少之又少，教会比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救济任务。如将领受福利的期限限定为5年，各州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缩短期限。
同时，要求各州加强福利领受人的程序性保护，并体现在各州的福利计划中。在美国，福利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都发展得较早，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在福利行政领域的适用影响巨大，其首次适用的戈德伯格诉凯利案（Goldberg v.Kelly）被普遍认为开启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大门。此外，法院对法定权利模式的态度犹豫反复。从宏观层面而言，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一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9]第三，用贫困家庭临时补助项目（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les，简称TANF）取代原有的AFDC，减少福利领受人对福利的依赖性。在爱荷华州，当领受人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要求，在终止其所获福利之前，福利个案工作者必须提供额外的管理服务。
[19]此后，法院还在一系列案件中否认了特定的政府福利是一项可主张的权利。后者颁布于1868年，规定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如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抚育未成年人家庭的援助项目（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4]联邦政府起初只对寡妇进行现金援助，后来将援助对象扩大到需要抚育未成年人的低收入家庭，包括父母生病、被解雇、离家出走或者残疾等情形。给付行政、福利行政与程序之间的特殊亲和性[26]毋庸置疑。在这个体系中，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显然不可或缺。最后的结语部分对两种模式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比较，并联系我国如火如荼进行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指出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对我国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在法定权利模式之下，判断公民的正当程序权利是否受到侵犯，需要双管齐下。虽然授权合同模式的学理分析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但在很多州的福利计划中已经要求在授权合同中规定更为严格的程序性保护条款。
福利领受人须履行合同义务才能获取政府提供的福利。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赖奇(Charles A. Reich)的新财产权理论为法定权利模式提供了智识支持。
根据联邦政府健康与公众服务部的报告，1994年，全国接受政府救助的家庭为500万，2001年这一数目下降了一半以上，仅为210万。与此同时，这些问题也逐步进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
按照这样的逻辑分析，社会契约论可以用来解释任何行政领域的正当程序问题。第三，单方义务抑或双方互惠？从政府与福利领受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法定权利模式属于单方义务型，授权合同模式属于双方互惠型。
罗斯福新政特别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颁布，标志着联邦政府从福利领域的边缘进入中心。因此，福利领受人的利益如何获得权利的属性成为该模式建立的瓶颈。在我国，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已经获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罗斯福新政后，福利行政不断发展。
侵犯了行政权的独立性。因此，在立法明确否定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之后，也就是初看起来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难以直接适用于福利行政领域之后，如何在授权合同模式中探寻出对福利领受人正当程序保护的基础，避免福利行政正当程序受到严重挫折，成为关注的焦点。
州政府在本州的福利计划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否则无法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判决结果直接促使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建立公正的听证制度，并将其作为联邦财政支持的福利计划的一部分。
在再次兴起的诸多针对各州行为的正当程序诉讼中，1970年的戈德伯格案被普遍认为引发了正当程序革命和权利革命。首先，应当判断财产权的存在。
所谓单方义务型，是指政府承担了单方义务，而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扮演主要角色。只有正当的福利行政程序，才能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和减少福利行政的争议，从而顺利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初衷和提高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效率。而运用合同法理论进行的解释则没有强调公法领域的合同与私法领域合同的区别，简单套用私领域的合同理论来证明财产权的存在，在解释力度上有所欠缺。[14]See 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1976).[15]See Carolyn Goodwin: "Welfare Reform" an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he Massachusetts Example, 48 Buffalo L REV. (2000).[16]参见高秦伟：行政正当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所谓特权，是由政府赋予的，因此政府也有权取消，不受宪法正当程序的限制。[7]第二，联邦政府授权州政府实施社会福利计划。
特别是对生活困苦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们而言，挥舞着温柔之手的福利行政已成为重要的安全网。三、1996年福利改革法之前的法定权利模式法定权利模式是伴随着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和民权运动而形成的。
而要构建完善的福利行政正当程序，就必须综合考虑福利领受人的权利、福利领受人的义务、行政机关与福利领受人的平衡、不同层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不同性质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福利行政的发展阶段等多个因素，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和教条化。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法律赋予权利(entitlement)的基础之上，许多这类重要的权利皆来自政府，包括社会福利。